我是8岁那年上小学的。教室在离我家不远处的窑洞里，用砖垛搭起了三排“书桌”，凳子都是学生自带的。由于家庭条件不好，母亲又有病无人照顾，我起初对上学是有抵触情绪的。母亲知道后，夸我懂事，安慰我说，“妈知道你心疼我，只要你上学，我的病就好了。妈还等着享你的福呢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上学那天，母亲老早起来给我收拾了一番，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教室门口，叮嘱我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。家里没小板凳，我就到教室外找了几块砖头垫起来当凳子坐，没有作业本，母亲把她包中药的草纸积攒起来用线串成一沓让我用。就这样，开启了我的学生生涯。
　　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叫付凤英，是我的堂姑。她20多岁，对待学生就像大姐姐一样，非常有耐心。她把我们班每个同学的名字都写在黑板上，让大家首先认识自己的名字，之后才教汉语拼音，慢慢地，我们就掌握了学习汉字的方法。记得到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已经能够阅读《刘胡兰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小人书了，并基本懂得书中之意。刚学算术时，我闹了一个笑话。老师问一个同学“1+1”等于几，那个同学答不上来。老师又问，你有几只眼睛，那个同学说“俩”。老师说：“你数数。”只见那个同学用食指指着自己的眼睛左右数了起来：“俩、俩、俩、俩。”老师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一班同学也都笑了。付凤英老师对课堂纪律要求非常严格，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上课交头接耳、做小动作，她的眼睛就像刀子一样直剜过去，吓得学生不寒而栗，个个坐得笔直，一动不动。这也使我养成了认真听讲的习惯。
　　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因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，我就暂时退了学，一边照顾父亲，一边照看只有4岁的弟弟。后来，在当教师的叔父的规劝下，我又重新上了学。为了把耽误的课程赶回来，我白天认真上课，晚上在煤油灯下补习，有时候实在太困竟忘了熄灯，煤油灯彻夜亮着，熏得满屋子乌烟瘴气。由于夜里熬得太晚，有天早上醒来一看要迟到了，顾不上洗脸，披上布衫就往学校跑。到校时，全班学生已经整整齐齐地在操场上排好队了。我正准备往末排站，班主任于老师叫住了我，让我站在全班学生对面。当大家看到我蓬头垢面、满脸黢黑，像刚从煤窑里上来一样，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当时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过后，当于老师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曾向我道歉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识到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迟到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人人都应遵守。我不但不能记恨于老师，而且要感谢他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是上学，还是参加其他活动，我再没有迟到过。
　　那时候上初中并不像现在还要进行中考，无论成绩好坏都能上。我是在北村学校上的初一。科目和课程多了，学习时间也越来越不够用。那时的我，抱着能混个初中毕业就行了的想法，没有远大理想，进取心也不强，特别是对新开设的英语课提不起兴趣。当时还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不学ABC，照样会种地。”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外语。”每次考试，英语成绩都是最差的一门。其实，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个穷山旯旮的学生英语成绩不好，试想一下，我的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，能走出山外、见过世面的人凤毛麟角。说到底还是动力不足。
　　真正让我狠下心来、下苦功夫学英语的源于从北村学校升入西沃乡中心中学的考试。这次考试只考了语文、数学和英语三门，总分300分。语文、数学我答起来得心应手，考英语却卡了壳，一脸懵。考试结束后，我还自我安慰道：“我英语不好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成绩出来来后，语文95分、数学97分，英语成绩简直没脸见人，仅仅43分，在所有考生中位列末位。晚上自习课时，教我们英语的高英云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，没好气地批评我：“英语考那点分，咋对得起老师对你的期望？中心中学可都是从全乡选拔出来的门门拔尖的学生，你要还觉得英语不重要，就不要上中心中学丢人现眼了！”引起我更大反思的是叔父的批评：“英语考那点分是我万万没料到的，你上英语课都干啥啦？胸无大志，难成大器！你要和学习好的比。你妈走得早，你家条件又那么差，你爹和你哥都打工挣钱供你上学，是想让你将来上个大学找个工作，就凭你对英语这种态度，能学出啥本事？能对得起他们吗？”这话让我羞愧难当，恨不得自己扇自己两个嘴巴。也正因为有了叔父这次的批评教育，使我燃起了学习英语的激情，也确立了考大学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目标。
　　到了中心中学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天外有天。有几名同学竟能和英语老师熟练地用英语对话，用英语写日记、写信等。自此以后，我便拼命地补习英语，走路背，睡觉前背，吃饭时也背。有一次，由于太专心地背着课文往学校走，猛地一头碰到操场的篮球杆上，顿时眼前火冒金星，晕头转向。
　　高中时代是我最艰苦的时代，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代。来到仓头高中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过上了寄宿学校的群居生活，每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每次返校，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，背上二三十斤黄面和少量白面，要走上30多里路才能到校。学校的饭几乎顿顿都是面汤、玉米面馍、面条和咸菜，很少吃白面馍。没有餐厅，也没有固定的吃饭场地。每顿饭大家都会三五成群地聚在宿舍的牙缸架子边，或是窗台边，或干脆坐在地上吃，天南海北地聊着天，气氛倒也融洽。
　　那时，男生宿舍是20多个人同住的大通铺。夏天炎热潮湿，传染性皮肤病极易发生，特别是疥疮。不知是哪位同学第一个染上，不到一星期，同宿舍的同学们都觉得身上奇痒难忍。我的手腕、脖子、腰部、臀部等部位被抓挠得伤痕累累，有时候正在上课，不知不觉中瘙痒了起来，一痒就挠，越挠越痒，又怕别的同学看见，实在尴尬。其实，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，无不表现出痛苦的表情。到了冬天，宿舍没有取暖设施，也不让生“煤火”，门窗密封又不好，冷风“嗖嗖”地吹进屋子里，浑身发抖。但是，没有人叫苦，大家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。晚自习后，因教室没电，大家在征得班主任同意后，还要点上自制的小煤油灯挑灯夜战。那时，普通家庭的孩子是舍不得买蜡烛的，有的同学一不小心就会被灯火烤焦额前的头发。第二天早上洗漱时，才发现自己的头发被烤“黄了”，脸和鼻孔被熏“黑了”。此时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，笑声是那样的纯真和畅快！通过艰辛努力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不断地提高，这使我体会到了由艰苦走向成功的滋味，真正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，获得了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快乐，逐渐达到了乐而忘忧、乐而无苦的境界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我们都是奋斗者！我们都是追梦人！
　　仓头高中每天早上5时30分打起床铃，要求15分钟内整理好床铺，并衣着整洁地到教室门口集合，然后到操场做操、跑步。天气暖和时还好，到了冬天，遇上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的时候，就有了退却的想法，我们好几位同学都曾多次想装病“逃操”。发现这些苗头后，班主任刘世义老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　　刘老师50多岁，从教多年，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、精湛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师德修养。他就像慈爱的父亲，时时关心着我们的学习和成长。每天早上起床铃还没响，他就到宿舍喊我们起床，然后与我们一起上操，至少要跑10圈。他说：“一个人经历些磨难，是坏事，也是好事。只有意志坚强的人，才能有所成就。”老师的言行深深地触动了我，一个学生如果连上早操这点苦都吃不了，那还能成什么大器！从那以后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，我们都能坚持出操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养成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坚持晨练的习惯，几十年没有变，也造就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。
　　在我们那个小山沟里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能够脱颖而出考上大学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没有优渥的家庭条件，也没有高智商，只有甘于吃苦的精神和母亲活着时对我的殷切期望。为了考上大学，我复读了两年。我始终相信，成功没有捷径，但坚守初心一定会有回报。
　　领到大学通知书的那天，一家人都为我高兴。父亲在家摆上了“十大碗”，请了我的叔父、堂姑和村干部到我家共同为我祝贺。那一天，我好像突然长大了，第一次干了满满一杯酒，并敬了父亲，敬了叔叔姑姑，敬了全家，敬了村干部，我有了从此要扛起整个家庭责任的冲动。
　　即将大学报到的前几天，父亲就忙碌了起来。他从箱底翻出了一套半旧的花格子被面，又到村子里弹了几斤棉花，给我重缝了被褥。我知道这是母亲生前盖过的，都十几年了，父亲没舍得扔，而是让我重盖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母亲去世后，我重新上学时穿的裤子，那是父亲一针一线把母亲生前穿过的黑粗布裤子改装而成的。我鼻子酸酸的，忍不住哽咽了起来。我明白，这是父亲告诫我，不要忘记母亲的苦、母亲的爱、母亲的寄托，更不要忘记家里的日子还不好过，要学会节俭、朴素，自食其力。
　　到了大学，我先后当过生活委员、副班长、班长等。我配合班主任积极管理好班务工作，抓好同学们的学习纪律和生活纪律。每月准时把饭票、菜票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，每天总是提前到教室点名，并向任教老师汇报同学们的学习情况。一有闲暇时间，我就到校图书馆借阅图书，吸取书中的各种营养，增加知识面。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参加勤工俭学的人。每到星期六晚上，我就会出现在学校的建设工地上，帮助工人从车上卸下几吨重的钢筋和水泥，每晚能挣3块钱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利用寒假到学校工地打工，一个月挣了60多块钱。整个学年下来，我不但没有花家里一分钱，而且还有剩余贴补家用。
　　我还是文学爱好者和历史爱好者。在大学里，我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和历史研究沙龙。在班级组织的文艺晚会上，我以全班一百多人的名字为内容，创作了相声《游览植物园》，不但拉近了同学之间的距离，还给大家带来了欢笑。我在学校晚会上表演的《小仓娃》片段，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都为我后来喜欢文学创作和编纂《义马煤矿志》《义煤集团志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　　我的学生时代，真实、天真、纯洁，一生只有一次。离开学校的大门，走入纷繁复杂的社会，才知道学生时代的弥足珍贵。
　　因为它是真实的，纯洁的，难以忘怀，所以永远烙印在我的心里，抹也抹不掉。（新闻中心 付蔚）